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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氏义庄和贝家祠堂

2013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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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庄和祠堂是新中国成立前或者确切说是土地改革前存在的反映封建宗族社会关系的产物。义庄是以同宗、同族为范畴的慈善团体机构,用贝氏义庄章程的话说“本义庄为财团法人”,“性质为慈善,目的是救助本族”,“量力办理族内救济贫困,赡养孤寡老弱,奖励贫寒子弟之教育,及其他救助事业”。祠堂是供奉同宗高祖、先人的祭祀场所。义庄管事机构往往和祠堂设在一起,由义庄派专人管理并承担祠堂所需费用。祠堂按传统习俗五世可分支另建,苏州贝氏家族历史上就曾有两处义庄,两个祠堂。

留馀义庄

浙江兰溪贝氏(兰堂公)从明代中叶始迁苏州后,繁衍生息,代代相传,从第四世贝啓祚传至当今主要有两支宗系:一为蘅山公系,一为潜谷公系,约第十七或十八世。从家族分支,人数来看,潜谷公一支要多于蘅山公支。潜谷公第十二世贝晋恩为完成其祖父贝墉,父亲贝省三的夙愿,与其宗族兄弟贝遵义之妻王氏(及子衍宗)在苏州创办了留馀义庄。从清光绪三年(1877)十二月初四贝晋恩在其“建立义庄禀元和县学泰”及江苏巡抚吴元炳转奏中可以看出,贝氏“为承志合谋捐田赡族”,义庄田产“坐落长洲元和两县不等,田五百亩六分九厘,岁收租籽五百一十一石三斗三升,除完赋祭扫等用外,其余永为赡给贫族之用,并置房产一所计九十四椽,坐落元和县正一上图桐芳巷”。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初九“奉旨依议钦此”准予建立留馀义庄。这是苏州所建的贝氏家族第一所义庄。

留馀义庄在苦心经营了几十年后,社会矛盾,时局动荡,难以维持。贝晋恩之子贝理泰(十三世)在民国25年(1936)“族贤捐留馀义庄惠族记”中写道“自古施惠者不望报,而受惠者不忘德,此民俗所以敦厚也,”现在则“施者有吝色,而受者无愧容,施受之道穷,而疏财仗义之风几不数遘(意为遇)”。“近年佃户借闹荒问题,多方留难,始而疲玩,继而顽抗”,“业主每岁之收入因而大减,义田所持以归赡族之需者,长此以往几有无法维持之势”。

留馀义庄从创建到几十年的经营,主要是以贝氏潜谷公一支宗脉主持。但是,义庄惠及了同宗其它支的贝氏族人。就在留馀义庄陷入困境之时,贝仁元(字润生)蘅山公支,第十三世,于民国7年(1918),民国25年(1936)两次出手相援,捐银一万二千元。民国7年捐银时,按“义庄周族规条之规定”,贝家祠堂(虎丘桐桥附近)将贝仁元之父(梅村公)牌位收祠供奉。

承训义庄

贝氏家族第二所义庄即蘅山公支第十三世贝仁元独立创办的承训义庄。民国23年(1934)7月贝仁元在其“承训义庄记”中表明了其创办义庄的心愿、目的。一是他以范仲淹及贝氏先人为榜样,“吾苏之有义庄自范文正公始,公以禄赐所入,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以养济群族之人”,“吾贝氏亦有留馀义庄之设,敦宗睦族至今勿替”。二是他要为其祖父贝锡蕃、父亲贝嘉楙、叔父贝嘉猷(贝仁元系两房合一子,即兼祧)还愿,“有志未遂,非一日,今幸商场息影有赢余”完成“未成之志”。三是他认为“以产遗子孙,不如以德遗子孙,以独有之产遗子孙,不如以公有之产遗子孙。”贝仁元的善举之心由来已久,并非仅是口头说说而已,也并非仅仅援助本族贫困之人。

贝13岁母亲去世,靠族人救济。16岁到上海瑞康颜料行学徒,“出门时简单行装亦由留馀义庄资助。”因其为人忠厚,勤奋敬业,28岁就担任了瑞康颜料行经理。他颇具商业头脑,当时上海流行靛青色,而中国传统用植物提取原料后印染纺织物容易退色。德国拜耳公司发明了化学替代品,正要打入中国市场,他获悉后经过努力得到了该公司产品在中国的经销权,并将此产品命名为“阴丹士林”,在全国设立销售网络,大获成功。贝仁元赢得了颜料大王的称号。此种颜料印染的长衫成为绅士和成功人士的时尚和代表,上海滩因此而流行的“来衫”(称赞的意思),据说也是这样来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颜料无法进入中国。战前贝大量囤积的颜料因价格高涨,赢得了丰厚的利润(另一种说法是战前与德国拜耳公司签订了大量合同,因战争拜耳公司无法履行合同,事后贝或得了高额赔偿)。1911年,贝担任了上海商务总会协理、副会长;1912年为上海总商会协理,1915年选为全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他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同时,曾出资银元10万支持辛亥革命;捐资5500银元给湖南赈灾;与他人一起倡导下,上海商界成立了“普益工艺传习所”收容贫民子女和孤儿进行培养。黄炎培在贝的支持下,创办了著名的中华职业学校,贝出资1万元。        

贝仁元不忘家乡的抚育之恩, 1916年捐资12500元创建了苏州第一家公立幼稚园——吴县城东幼稚园(在中由吉巷);1929年出资修建了苏州火车站南侧的桥梁和附近的道路(新筑马路要经过贝所有的土地,贝同意征用),改善了火车站与古城区的交通,并把大桥命名为“梅村桥”(即平门桥)以纪念自己的父亲。他的这些善举证明了,独自创办贝氏承训义庄是其乐善好施,济贫帮困,热衷公益一生的意愿。

承训义庄民国22年(1933)创办,经过吴县政府、省民政厅、民国内务部层层报批,于民国24年(1935)12月吴县县政府第四八四号通知准予设立。从义庄登记事项清册看,义庄“设办事处于苏州城内狮子林旁”,财产总额现金6万元,田1361亩08厘6毫,房屋4进33间,总计134443元4角4分。董事贝仁元、贝义奎(贝仁元之子)、贝理泰(潜谷公支十三世)。承训义庄建立之前,苏州狮子林已被贝仁元购得,义庄建立后,在义庄经理条规中又明确“狮林花园归承训义庄管理,故另外提出5万元生息收入作为园内修理开支等项”,“另选司事及工人数名办理园务”。这也说明狮子林虽为贝仁元(狮子林围墙外南北两石碑)所购,并不是用于其个人享受,而是族人共享之。当时旧名园改造,苏州社会人士议论“润生(即贝仁元)非定居、非建宅,仅建祠修园耗巨资实少见”。贝聿铭老先生在重游狮子林时也曾说过,“儿时经常来游玩”。

承训义庄与留馀义庄同存于世,各有分工,如“族谱嗣后归二庄修补,其款亦归二庄分派”。但是由于贝仁元财力雄厚,而潜谷公支人口众多,故同宗另支的族人亦受到了贝仁元的很多帮助。另据贝家姻亲陆企霄老先生回忆,苏州解放前夕,贝氏后人将义庄田产全部分给佃户自种。

程氏节孝祠(山塘桐桥之西贝家祠堂)

贝氏始迁祖兰堂公第四代贝啓祚,明代礼部儒士,配程孺人,其曾孙(潜谷公之子)贝沼溥于乾隆二年(1737)向朝廷申报其曾祖母守节抚孤三十四年,及替父吸疽孝父事。乾隆三年(1738)批准予以旌表节孝,并拨款,于“乾隆十年(1745)建程氏节孝坊。次年贝家在坊后建祠三楹,祠后屋三楹有楼,楼旁花圃有二亭,亭之后有屋三楹。祠之前旁屋二间为守祠食息之所,祠外两旁皆有余屋租出取息以供祭祀。”据记载当时祠中仅供奉贝沼溥的曾祖母、祖母、母亲的牌位。咸丰十年(1860)祠毁于兵灾。同治初重建家祠。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程氏节孝坊系官方所建,而家祠则贝氏家族自建,且以潜谷公支为主。

贝家祠堂(狮子林旁)

据陆企霄老先生回忆,贝仁元建狮子林贝家祠堂有一个传说。“要建祠归宗,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建义庄,二是要建族校,方能分支建祠。贝答应了条件,因此购狮子林(目的建祠堂用),并在旁建祠堂、义庄、族校(即现狮子林管理处办公楼,民国式建筑)。”事实上,按《吴中贝氏家谱》中记载的条规来看,捐款祭祀达到一定数额,方能收族归宗。说白了就是氏族后代你如果没有经济实力,你想归祖敬宗,分支建祠都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一个宗姓家属如此,而是当时封建宗族社会的共性反映。

1918年贝仁生购得狮子林后即着手在花园旁建祠堂。祠堂以姻亲天官坊陆家新建祠堂图样为准。照墙,门厅,第一进主厅为供奉男性祖先牌位,第二进房屋及附楼供祖先程孺人及其她女性牌位,第三进为附房。1934年——1935年间贝仁元一支(即蘅山公支延续)新建祠堂开祭,苏州贝氏各支均参祭。1937年又开祠,此次仅贝仁元一支参祭。(见收藏于现市民俗博物馆的贝氏祠堂匾照)

1953年,贝氏孙子贝焕章及其它贝氏后人,将狮子林、祠堂、义庄房产、族校,悉数上交给政府。1954年2月,经稍加整修后,狮子林与祠堂一部分向公众开放。现第一进改为大厅,后两进现为民俗博物馆。

研究回顾一个家族的历史,并不是崇尚复古,崇尚封建礼教。作为家庭、家族是构成社会的细胞,研究家族、宗族是研究人类自身发展必须的工作。由于过去我们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长期没有重视,以至于我们很多人对一些过去的称谓都搞不懂,什么嗣子、嗣孙、兼祧;很多人对自己家族的历史都不了解,问问周边的人大多不能将自己上至四代、五代祖先姓名报出来(来自农村的要少许好一些)。笔者曾在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像下看到一个展览馆,它展示的是一幅美国地图,上面标记着最早踏上美国国土的家族的姓名和之后的变迁。展览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每年有很多来自美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前来寻根问祖。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家族历史就是其中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我们更应深入研究、努力挖掘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遗存。今天我们倡导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诣社会,诸如尊老爱幼,乐善好施,济贫帮困,热心公益,家庭和眭等等,在我们的历史、传统中都可以找到。从传统中取其精华,发扬我们民族的优良传承。欣慰的是现在这一历史研究已经引起重视,上海图书馆早在上世纪末就四处收集各类家谱、族谱并设立专馆供读者查阅。《吴中贝氏家谱》作为样本就陈列于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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